周汉民喊话年轻人：未来30年，浦东是你们的天下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金伟良摄

周汉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资料照片）

曾几何时，上海人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4月18日，是浦东30岁的正日子。

1987年，刚刚硕士毕业的30岁的周汉民成为浦东开发联合咨询研究小组的成员。

时光荏苒，30多年来，昔日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教师不仅成了浦东的规划者、开发者之一，还是一桩桩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

2000年，周汉民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成为全市首位转型为区政府官员的学者。也是在那一年，为了第一时间处理公务，他将住处搬到了浦东。

作为浦东新区首届人民政府副区长，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浦东人，周汉民向记者回忆了自己与浦东的不解之缘，更喊话当下的年轻人：未来30年，浦东亦是你们的天下。

▼ 勇当先行者 ▼

拜访过提出浦东开发开放建议的第一人

1987年7月，美国旧金山一位爱国美籍华人、预应力专家林同炎先生，向当时的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写了万言书，提出浦东的开发问题，改变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张床的局面。这封信转交到了老市长汪道涵手中，并以此为契机，开展浦东开发开放的前提研究。

也是那一年，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应时而生，汪道涵担任顾问，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任组长。彼时的周汉民刚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经济法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老师。和他同组的都是浦东开发开放相关领域的专家。有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俞健、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综合处处长於品浩、市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李佳能、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教授陈泽浩。

当时，周汉民受托两桩要紧的事，一是浦东开放度的研究，二是法治环境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位于中山东一路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底层的一排临时搭建的铁皮房，成了周汉民和小组成员们的临时办公场所。

为了研究开放度，周汉民和同事们前往刚刚开放的海南，学习海南开发30条；又远赴旧金山，拜访林同炎先生。

“林老先生出身于名门望族，虽身在万里之外的旧金山，但对上海的发展异常关心，老人在交谈中露出的拳拳爱国心更让人动容。”与林老先生的那次交谈，让周汉民等人颇受启发：浦东开发开放需要巨额资金，没钱没政策，凭什么可以吸引别人来投资？如何拟定土地批租的政策，如何商议滚动开发的方法，需要汲取世界上最先进的理念。

现在回想起来，这位预应力专家对浦东开放开发的见解堪称一针见血，他提出必须由点带面，由面成片地开发浦东。

后来，浦东“三点一线”的开发设想也脱胎于此，“三点”即陆家嘴、黄楼（大致为今天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区域）、外高桥，“一线”是沿杨高路开发一条新路。这样的设想也得到了林同炎先生的肯定。

现在来看，陆家嘴、外高桥是按照当年设想建设的，黄楼这个点移到了金桥；“一线”变成了新建的世纪大道，大致沿东方路开发。

除去顾问外，小组成员一共6个人。没有编制、没有津贴，只有抱着对国家和城市发展的殷殷热情。隔三岔五地，大家会和各个领域的专家头脑风暴。周汉民将这些人称为“志同道合者”。

在此期间，周汉民连续发表了两篇洋洋洒洒的万言论文，提出浦东开发开放要立法先行。由其撰写的《浦东立法课题研究报告》拟订了约20万字的有关法规草案二十多件。

1988年5月5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在西郊宾馆召开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周汉民所在的小组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提出浦东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现代化标志，引发世界舆论高度关注。

1987年汪道涵顾问和浦东开发联合咨询小组成员在一起。周汉民在后排左三。

▼ 紧急受命 ▼

担任立法咨询专家和英文文本的总审定

1990年7月7日，中央政府委派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担任中国市长代表团团长，出访美国，随行的有5位学者，其中一人就是周汉民，那时的他只还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一名普通讲师。

一路访美，来到纽约时，有记者问，听说浦东开发开放已经提上议程，但浦东开发开放的优惠政策一共有10条，在报纸上刊登的版面比一个巴掌还小，如此少的优惠政策，何以吸引外资？朱镕基市长坚定地回答说：我们会立法，以此来引领浦东的开发开放。

坐在底下的周汉民知道，朱市长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尚未有一部涉及浦东开发开放的法律出台。

7月26日从美国返沪后的第二天，市政府就召开了重要会议，中心思想是加快浦东开发开放的立法。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法律正式颁布时，要同时使用中、英、日3种文字，以便第一时间传播给海外投资者。用三种语言的文本同时发行，在中国的地方立法上堪称史无前例。

周汉民郑重受命，分别担任立法咨询专家和英文文本的总审定。对于第二个任命，周汉民坦言：压力很大。“我从22岁开始系统学英文，虽说英文还可以，但自认没有到非常好的程度。”

按照惯例，每一条法律条文都没有注解，更不可随意诠释，立法要做到明确，不能模棱两可。有的词只有中国有，国外没有怎么办？彼时的上海只有四家外国法律事务所有驻沪办事处。周汉民与其中一家律所的主管律师有私交。有段时间，为了了解一个词的译法，周汉民屡次到联谊大厦拜访对方，笑脸寻求帮助。

要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这位律师每小时的咨询费就高达500美元。在得到“政策性亏损”这个词的准确翻译后，周汉民欣喜不已，迄今他还铭记这位“一字之师”。

从7月下旬决定立法，到9月10日浦东开发开放首批九项法规的中、英、日3种版本同时向全球公布，全程不到2个月的时间，也侧面反映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心。

1990年4月18日，李鹏同志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到今天整整30年，物换星移，沧桑巨变。

不久后，国务院有关部门来了一位领导，周汉民陪同对方前往陆家嘴调研。从车上下来，对方问：“陆家嘴在哪里？”周汉民有点懵，随手一指。“这就是陆家嘴。”所指处只是一片农田、民房，几家工厂而已。一眨眼30年过去了，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第五次扩大封关仪式，周汉民在右二。

▼ 走马上任 ▼

当选副区长，筑巢引凤，不负使命

2000年8月，周汉民当选为浦东新区首届人民政府副区长。

“一个知识分子能够零距离地参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是最大的荣耀。”在多个场合，周汉民不止一次地说起这句话。

周汉民回忆说，组织上生怕他有种种顾虑，先免去他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院长兼法学院院长一职，让他没有后顾之念。

当年，从大学直接调任学者赴区政府部门担任副区长，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顶着副区长的头衔，周汉民再次感到了重担和责任。彼时的他对政府部门的流程十分陌生，“就是一张白纸。那时的我连文件都批不来。我最好的老师就是我的秘书，文件怎么签批、怎么请示，一步步学，一步步来。”

条线太多，节奏太快，工作太杂，任务太重。每一项工作对周汉民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他恶补相关条线的知识。从书本中学，向有经验的同事学。

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走马上任后他每周都要去企业、学校和医院等部门调研，有时一天的车程就达到四五百公里，午饭和晚饭时常就在车上解决。

那时，周汉民最担心浦东没有名医院，没有名学校，没有现代文化事业的吸引力。在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下，积极引进大学、中学，建设文化项目，金融学院、立信会计、华师大二附中等学校纷纷落地浦东，东方艺术中心也在他任内开建。

浦东几所重点幼儿园、中小学，他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回了。他还邀请女排名将李国君在浦东任排球教练，邀约胡荣华到浦东开设胡荣华象棋学校。

周汉民给自己做了一个工作规划：浦东有500多所幼儿园、大中小学，每周走访两所，在五年任期内应该就能走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在浦东真正的工作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几个月。2001年11月，他作为中国驻国际展览局代表常驻法国巴黎，从事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申办工作。

即便早已不在浦东任职，他仍心系浦东的教育。“早在40多年前，我就主张一定要建一所浦东大学。今天临港的开发亟需人才，现在是很好的契机，我们完全可以在这片新的热土造一所浦东大学。”

2011年周汉民在外高桥举行的“世界贸易协会论坛”上演讲，提出建设上海自贸区的设想。

═ ═ 对话 ═ ═

记者：请您简单评价一下浦东开发开放过去30年的成就。

周汉民：我对浦东的感情很深很深。尽管后来去申博了，但这份情结还在。每当我走在世纪大道上，看着周边高楼矗立，浦东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就十分感慨。

1990年，浦东新区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新区。

如今的陆家嘴在整个世界上都是赫赫有名的，是最朝气蓬勃、最有生机活力的CBD，拥有超过30万金融白领。以陆家嘴为核心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就是在这块热土上催生的。从一片农田到现在的雄姿英发，在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先例。堪称改革开放排头兵中的翘楚。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破土而出，28.78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楔子。

敢为人先，需要有为人先的勇气和担当。可以说，没有上海自贸区领风气之先，哪有中国现在的18个自贸区各展所长。毫无疑问，浦东是中国自贸区领头羊和发展标杆。

记者：如今，上海又在建设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未来将再造一个新浦东。历史的辉煌已成往事，请您谈一谈30年这个时间点对于浦东“二次创业”的意义？

周汉民：如今，上海又在建设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这项重担再次落户浦东。临港将成为浦东开发开放新30年披荆斩棘的尖兵利器。

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临港是全市唯一一个没有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的地方，那里的企业在全市率先复工，密集签约。我最近再次调研了临港、特别是特斯拉工厂，感慨万千。

2018年，上海GDP高达3.26万亿，而仅浦东新区GDP就破了万亿，到2035年，临港新片区生产总值要实现超过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再造一个万亿级新浦东，这是何等的气概。 再造一个新浦东的目标可歌可颂。

我认为，浦东前30年和后30年都已经和即将起到引领上海、引领长三角的角色。1990年，浦东的GDP为60亿元，但到了2019年，浦东完成GDP1.2万多亿，发生了巨变，这些年，浦东一往无前，在平地造起了高楼，才有了万象更新的今天。但历史的辉煌已成往事，我们要有志气，有魄力引领前瞻。要用制度改革和创新的确定性，来应对世界的重大不确定性。

未来30年，浦东的发展可以分三步走。一是浦东要在7年时间再造一个浦东，这不仅仅是经济的跃升，还需要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到2035年，浦东要为上海建成全球城市作出重要贡献，包括创新、人文、生态等方面都在走在前面，都要做出新的贡献，为此，浦东现在就要在“十四五”布局，“十五五”接续奋斗。到了2050年，恰逢浦东又一个30年届满时，也是中华民族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之日，我们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浦东要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中之重。

因而，我认为未来30年，浦东的发展将经历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7年时间内经济总量翻番，那是极为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爆发的情况下。浦东未来的发展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让自贸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等流动起来，与国际社会无缝对接起来。唯有得到全国支持，全球参与，浦东才有未来。

第二个阶段是到2035年，上海的目标是率先建成一个全球城市，那么全球城市的指标体系应该更加明晰，应该一以贯之地推进，将一张蓝图践行到底。

第三阶段，中国要建成一个强国，这是亿万中国人民的民族梦想。浦东在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明建设、社会和谐和生态美丽这五方面，都要走在全国前列。

未来30年的发展蓝图，浦东一步不要落下。这三部曲，步步递进，踏踏实实走好。

记者：浦东即将迎来新30年的发展，请您谈一谈新一代的年轻人在浦东开发开放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周汉民：前不久，我密集调研了上海的企业，有国企、民企也有外企。所到之处，看到了中国青年众志成城抗疫的决心，也看到千方百计促发展的壮举。不管是前线的医务工作者，还是坚守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城市守护人，他们都是时代的同行者，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这让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无比激动人心。

我建议，《青年报》的青年读者一定要有这样的志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天降大任，舍我其谁。其实，这种奉献精神在这几个月来抗疫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十分充分，有太多太多的青年以自己的艰辛努力守住了上海，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中国的青年，在紧要的历史关头迸发出的工作热情和牺牲精神，着实让人感佩。同样的，浦东未来的30年，如过往的30年一样，应当也是年轻人的天下。

想当年，我受邀加入浦东开发联合咨询研究小组时，还是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才30岁。今天的成果是昨天的努力所得。未来30年，浦东也将随着世界发生巨变。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产业一定是浦东未来发展的主轴，而服务贸易的大发展同样令人期待。寄望所有的有志青年到浦东大显身手，奉献热情，把我们共同的家园建设好。

本文来源：青年报·青春上海

记者：范彦萍

以更大的开放倒逼更深入的改革——专访浦东开发开放亲历者周汉民

周汉民 资料照片

30年前，浦东正式开发开放。今天，浦东新区以占全市1/5的面积、1/4的人口，贡献了1/3的经济总量，成为上海经济的增长极、发动机，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浦东开发开放如何从“纸上蓝图”一步步落地、落细、落实？曾担任浦东开发联合咨询研究小组成员、浦东新区副区长的周汉民，深情追忆浦东开发开放早期研究与波澜壮阔的奋进历史。
浦东开发开放，
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记者：1990年初，我国已有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为何还要开发建设浦东？
周汉民：浦东开发开放，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突然之间的奇思妙想，更不是匆忙的一个决定，而是党中央、国务院基于国际国内基本形势变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长期以来，上海都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世纪80年代初，围绕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等问题，上海各界展开了积极探索和深入研究。
当时，申城82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有1万多个生产点、5700家工业企业，占全市工业企业的55%；全上海有几十万户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约为4平方米，其中还有3万多户人均居住面积不到2.5平方米；上下班高峰时的公交车上，1平方米大小的地方要站12个人……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窄、绿化之少，是现在不可想象的。于是，位于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紧邻外滩的浦东地区开发建设问题，被提到市委、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
从国家层面来看，42年改革开放的总体趋势就是“由点到面、连线成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建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紧邻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1984年，中央决定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这14个城市北到大连，南至北海，沿我国18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分布，当中那个“点”就是上海。
对于当时的上海来说，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以更大的开放促进更深入的改革。具体从哪里突破？浦东是比较理想的。
记者：为了开发开放浦东，上海前期作了哪些准备工作？
周汉民：早在1980年，有识之士就发表了呼吁开发建设浦东的文章。当时，市规划局办公室的陈坤龙写了一篇文章，叫《在浦东新区建设“新市区”》，呼吁市政规划要“往前拱”。
1985年2月，国务院批复《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其中提出“重点向杭州湾和长江口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可说是民有所呼、国有所应。1986年，国务院批复《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强调“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高校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
这一时期，久居美国的华人林同炎，一位举世公认的桥梁建筑大师，给时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这封用钢笔一字一字写出来的万言书，提出了立足浦东、放眼世界的一系列建议。
以此为契机，上海专门组织一个班子来认真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战略，名为浦东开发联合咨询研究小组，聘任林同炎、陈乃东等海外华人，还有新加坡的学者、巴西的城市建设专家，以及世界银行的中国执行董事许乃炯等为海外顾问。
这个小组成立于1987年7月7日，中方工作组设有1个组长、1个副组长、6个成员。汪道涵老市长担任顾问，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为组长，副组长是建设局局长张绍樑。组员有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俞健、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於品浩、规划设计院李佳能、土地管理局俞汉卿以及来自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的陈泽浩，还有一个就是我。
现在来看，浦东开发开放犹如平地起高楼，背后积聚了很多“能量”：一是有识之士的热情呼吁；二是有中央给上海的战略要冲定位；三是有连续多个相关方案提到浦东开发开放的现代化和新区建设的意义；四是有海外同胞的睿智建言；五是有政治家的远见和引领，能够把“众智”集合为“事业”。
这件事，
人们已经等待了太多年
记者：小组组员是怎样分工合作、开展研究的？
周汉民：我还记得，当时办公条件很紧张。中山东一路12号原市政府大厦底层搭有一排铁皮房，就借了一间给我们办公，电话分机是“0”号。
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浦东开发开放的定位问题。比如，是以浦东的一角为试点，还是把整个浦东都作为试验田；是取几个点作为开发开放的重点，还是全面开花？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大家都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工作充满了激情。当时，我刚从上海外贸学院国际经济法系硕士毕业，留校任教，是最年轻的，其他几位同志挑了大梁、担了重任。
汪道涵老市长给我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开放度研究，也就是“门开多大”。15度？45度？90度？还是干脆不要门？另一个是浦东新区的法律框架研究。
那年夏天，海南处于建省的关键时刻，正在制定30条开放政策。我们就去海南调研。1988年初，我们又前往美国旧金山，倾听国际人士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建议。大家花了一年时间最终形成的浦东开发开放可行性报告，主要研究了四大问题：
一是战略研究。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战略研究就是要做到深谋远虑。二是政策研究。还是一句俗话：办酒容易请客难。政策研究就是要解决如何让人近悦远来又能够流连忘返。正所谓“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研究落地的问题。第三个和我的专业有关，是法律条例研究。四是资金筹措研究。
浦东开发开放可行性报告七易其稿，吸收了海内外200位专业人士的真知灼见。报告完成后，我们希望开一个国际研讨会来研究相关设想是否确切、合适，是否具有吸引力和可操作性。1988年5月2日至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在西郊宾馆举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都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还有140多位中外专家与会研讨。
会上，大家建言献策，非常踊跃。这个场景让我很感动——浦东开发开放这件事，人们已经等待了太多年。
记者：这份报告为浦东绘制了怎样一幅蓝图？
周汉民：我们小组提出，浦东开发开放的基本构想是整个浦东的大开放，是带动上海发展的大开放，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大开放，是坚持“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大开放。具体的设想是“三点一线”，“三点”即陆家嘴、黄楼（大致为今天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区域）、外高桥，“一线”是沿杨高路开发一条新路。
这个构想得到与会者的肯定，认为“积极进取，大胆且可落实”。现在来看，陆家嘴、外高桥是按照当年设想建设的，黄楼这个点移到了金桥；“一线”变成了新建的世纪大道，大致沿东方路开发。
报告在国际研讨会之后再经修改，由市委、市政府呈报中央。1989年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1990年4月18日，李鹏同志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不久后，国务院有关部门来了一位领导，我陪同他去陆家嘴调研。到了陆家嘴，他从面包车下来，问：“哪里是陆家嘴？”我指了一指：“这就是陆家嘴。”一片农田，间隔着民房，有一两个烟囱，这就是当时的陆家嘴。
浦东开发开放后，陆家嘴、金桥、外高桥相继成立开发公司。按照规定，这些注册资金超过1亿元的公司要由国家计委审批。但中央部委决定放权，没让我们去北京报审，而是派人来上海参加评审会。
3个开发公司成立时，我都有幸担任评审委员会主席。记得第一个评审的是金桥，第二个是外高桥，第三个是陆家嘴。当时，对陆家嘴的设想是先建设一批现代建筑，逐步转向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目标定位；在金桥，我们要打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开发区，要从“制造”迈向“智造”；外高桥则要向世界一流的保税区突进。
立法先行，
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石
记者：1990年4月30日，上海宣布开发浦东十项政策。30年后再看这10条政策，您有何感受？
周汉民：这10条政策意义深远，今天看来每一条都极具生命力。
比如，第一、第二条政策亮出了税收优惠。第四条允许外商在区内投资兴建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电站等项目。因为当时我们要桥没桥、要路没路，需要快速完善基础设施。第五条允许外商在区内兴办第三产业。这是最为要紧的措施之一。
对外资企业给了种种优惠，对中资企业也得考虑鼓励。因此，第八条规定，对区内中资企业实行区别对待的方针。对符合产业政策且有利于浦东开发开放的，可酌情给予减免所得税的优惠。
第九条决定，区内土地使用权为50年到70年。最后一条明确提出，浦东新区新增财政收入，将用于新区的进一步开发。有了这句话，浦东的发展就有了更强劲的动力。
1990年，浦东经济总量是60亿元；2019年，已达到12734亿元。重读十项政策可以看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浦东是如何从一片阡陌交错的农田变成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全的现代化新城，成为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的。
记者：但当时有海外舆论质疑，就凭这登在报纸上不过巴掌大篇幅的十项政策，如何让外资、外企放心和安心？
周汉民：对于这个问题，时任市长朱镕基及时给出了回应，那就是：“我们一定会立法，用法律来保障浦东开发开放以及外国投资者的权益。”1990年7月下旬，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抓紧浦东开发开放相关立法工作，法律正式颁布时，要同时使用中文、英文和日文3种文字，以便让海外投资者第一时间了解。
当时，我担任浦东开发立法咨询专家和英文版总审定。对于前者，我还是有所准备的。我和老师陈雍教授写过两篇题为《开发浦东 立法先行》的文章，提出了32部立法框架。
从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战略出发，我们的立法理念始终明确：第一，立法要做到持衡，不能只站在政府、地方甚至第三方的立场上，而要统筹好各方利益。第二，立法要做到明确，不能有模棱两可的表达。法条不是论文，不能够有注释，更不可随意诠释。第三，立法不应该一成不变，但更不应当朝令夕改。
作为英文版总审定，挑战巨大，但还是顺利完成任务，做到了“零距离”服务改革开放伟业。到1990年9月10日，9部法律的中、英、日3种版本同时向全球公布。后来的实践证明，立法先行为浦东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石。
记者：在投身世博会工作之前，您曾担任浦东新区首届人民政府的副区长一职。这段经历留下了怎样的记忆？
周汉民：2000年，我就任浦东新区副区长。从一个坐而论道的学者到亲力亲为的公务员，从思考浦东应当如何发展到人们要看你为浦东做了什么，这个转变是巨大的。
记得我去外高桥调研时，走到海关5号门，发现“中国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几个字边上的英文是“Free Trade Zone（自贸区）”。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翻法。把保税区翻译成自贸区，对外高桥、对浦东、对上海尤其是对营商环境优化，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
当时我就在思考：到底有多少国家的商人会来投资？他们的投资有没有获得感甚至荣誉感？为此，我和浦东新区管委会的同志协商，来外高桥投资的国家这么多，能不能把它们的国旗集中升起来，形成一片旗林。同时，在海关5号门竖起2根旗杆，一根高高扬起中国国旗，另一根平常空着，如果哪天外高桥有重大签约，就把这个投资来源国的国旗升起来。
这根特殊旗杆第一次升起的是美国国旗。当时正逢美国通用在外高桥有一个签约，前来签约的正是日前去世的通用电气前董事长杰克·韦尔奇。那天，他看到升起的美国旗帜，感慨万千。
记者：2013年，浦东开始真正试点“Free Trade Zone（自贸区）”，背后体现了怎样的大国谋略？
周汉民：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4块区域加在一起，28.78平方公里。中央把首个自贸试验区放在浦东，看重的是浦东开发开放形成的制度基础、开放优势和战略地位，体现了以更大的开放倒逼更深入的改革，就是要在新的压力和挑战面前做到步履坚定、旗帜鲜明。
去年，临港新片区落地。新片区“新”在哪里？我认为，一是新的体制，二是新的产业，三是新的模式。
体制新，就是充分利用特殊综合保税区的功能，在“特”字上做文章，如建好法律防火墙、积极施行“境内关外”制度并支持离岸业务创新、大力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等。
产业新，不仅是指传统的“三新”：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还应该包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催生的新兴产业。
模式新，可以落实到临港新城的建设与发展上，像特斯拉项目从立项到开工，创下了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奇迹。今年第一季度，临港在疫情防控和外资利用上取得较好的成绩，体现了新的机制、新的产业、新的管理模式，特别是新生产生活交融发展理念的成功。
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
记者：浦东开发开放的壮阔历程，积累了哪些宝贵经验？
周汉民：30年来，浦东作为实施国家战略的核心区、突破口、试验田，率先建立国家级要素市场，率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率先推进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诞生了第一个保税区、第一个金融贸易区、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先行先试的窗口带动作用。
浦东的快速发展，应该说得益于“五个坚持”。
一是始终坚持“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辩证统一。这是一个导向问题。开发浦东，是手段；振兴上海是目标一，服务全国是目标二，面向世界是宏大目标。
二是始终坚持“第一要务、第一资源、第一动力”的辩证统一。什么是第一要务？发展是第一要务。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当下，需要千方百计地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什么是第一资源？人才是第一资源。我做浦东新区副区长的时候，每年浦东新增白领10万名，这是浦东走上人才支撑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新路的底气所在。什么是第一动力？第一动力就是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开放，为我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提供战略支撑。
三是始终坚持“三个条件”的辩证统一。第一个是人口条件。党中央、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就强调了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第二个是资源条件，就是要弄清楚自然禀赋、社会禀赋的变化、发展。第三个是环境条件，尤其是法治环境、营商环境等，这是关键所在。
四是始终坚持“三个导向”的辩证统一。第一个是需求导向。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外资、外贸的变化情况需要及时研判、做好前瞻和长期准备。第二个是问题导向。如何让全球化保持活力，如何避免经济“脱钩”，都是必须正视的问题。第三个是效果导向。这“三个导向”归根结底体现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五是始终坚持经济发展与党的建设辩证统一，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全面激发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干事创业激情，汇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
我认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从改革开放全局的高度，深刻把握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使命，深刻把握上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特殊责任。这是浦东开发开放的不竭动力，也是上海发展的宝贵财富。
记者：从您的角度来看，站在新的起点上，怎样才能坚定不移做深做透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
周汉民：上海是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发展起来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上海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将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交给上海先行先试。进入新时代，要按照“四个新作为”的要求，充分发挥浦东开发开放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快推动国家战略的落地落实。
一是做到高水平改革开放。要努力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先行者中的先行者，做到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专，甚至人无我有。
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先从劳动生产力的充分发挥、释放和解放入手，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也包括数据、政府管理等要素。简单来说，全要素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就是高质量发展。
三是构建高品质生活。要下定决心，建设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城市规划。这些目标归结到一点，还是要有高素质的人才队伍。高素质的人才，既要胸怀祖国，又要放眼世界；既要立足当下，又要瞻望长远。

记者：夏斌

本文来源：解放周末、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