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揭牌成立: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培养全球治理人才---陆家嘴金融网

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揭牌成立: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培养全球治理人才

   陆家嘴金融网   2017-07-07 16:37:07
  

2017年7月2日,由上海财经大学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创建的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揭牌仪式在沪举行。

2017年7月2日,由上海财经大学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创建的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揭牌仪式在沪举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巡视员蒋红,上海市社科联副主席任小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上海财经大学樊丽明校长共同为研究院揭牌。来自上海、北京等地的逾60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参与了此次盛会,共同见证了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的成立。

当前,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国际组织体制变革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巡视员蒋红(左二),上海市社科联副主席任小文(右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右一),上海财经大学樊丽明校长(左一)共同为研究院揭牌

揭牌仪式上,樊丽明校长,陈东晓院长,上海市社科联副主席任小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经济事务官梁国勇及来自国家海洋局的代表等先后致开幕辞。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郑少华介绍了研究院筹办的缘由和筹办过程;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杨剑介绍了未来几年研究院的工作设想。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在揭牌仪式后致辞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樊丽明致辞时表示,上海财经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商科学校,致力于传播现代化的商学知识,致力于在世界民族之林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富强争得一席之地。从发展到现在,上海财大在学术领域、人才培养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学校一方面在主动对接国际学术标准发出中国学者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着力提高水平,提升资政建言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樊丽明校长表示,上海财经大学将举全校之力,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优势互补,精诚合作、开展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和科研咨询工作,共同助力“一带一路”战略,全球治理战略的实施。为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智慧,为上海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城市提供智力支持,为新成立的新开发银行、亚投行的健康发展提供建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东晓院长 致辞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东晓院长致辞时表示,当前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正经历着大的变革和调整,全球治理机制也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挑战。中国在这个建设过程当中,作为最活跃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应对维护国际体系稳定,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做出与能力相匹配的贡献。

上海的国际研究机构应当以全球的视野和符合国家战略的需求,来不断地定位自己的研究使命和人才培养的任务。正是出于对这个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的一种己任,更是对国家外交战略需求的一种响应,上研院和上海财大在进行友好协商后,决定成立上海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研究院。

研究院在未来可以发挥三重作用:一是要成为推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问题研究的重要学术基地。研究院要发挥平台的开放优势和机制创新的能力,吸引并集聚多方的研究力量,共同提高国家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二是要成为中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研究院能够通过为国际组织人才开设系列的课程、教学实验,不断地来充实在该专业领域的教学研究和务实的案例库,用以今后培养更高层次、更多元的国际组织的人才;三是要成为开展全球治理领域的学术外交、为我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建言献策的重要智库。研究院能够在财大和上海国际问题院合作的基础之上,依托上海丰富的学术资源,不仅为国家的外交实践出谋划策,也能为智库建设、智库管理的运行展开更开拓性的探索,为国家的外交事业和中国特色新形势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助理郑少华介绍研究院的筹办情况

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助理郑少华介绍了研究院筹办的缘由和筹办过程。他指出研究院的创办是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对接。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从顶层对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进行了设计,其中包括自贸实验区,社会主义开放新体制、“一带一路”战略、全球经济共同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形成了国家发展的新战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急需大批的人才,研究院的筹办能为国家培养国际组织人才。上海财经大学经历了两年多的筹办,开办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基地班,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在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外交领域等方面都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外交智库。两者的这次合作可谓是优势互补,强强联手。

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

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介绍研究院的工作设想时表示,研究院的未来将在四个方面努力开拓。一是科学研究,研究院的科研工作将聚焦于五个专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理论,全球治理、国际秩序和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制度变迁和议程设定,深度调整期内的世界投资和国际贸易结构特征以及“一带一路”推进中的机制建构和公共产品。二是人才培养,研究院将针对性地开设教学课程,请担任过国际组织职务的人士来院授课、编写教材,同时也设法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让青年学生能够更加熟悉国际组织、更加具有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他们毕业后也有将更多的机会到国际平台上施展才华。三是社会服务,研究院将为政府部门出谋划策、提供政策性建议,并积极与各主要的国际组织建立学术联系,开展问题研究和议程设定,参加国际组织的专家组工作。四是条件建设,研究院对内要充实队伍、引进人才、整合力量、完善激励机制、改善办公和办学条件,对外要扩大社会影响,建构伙伴关系,高度开放、凝聚智慧。

揭牌仪式当天还举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研讨会。研讨会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这一主题,就“全球化发展新趋势及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领域与区域治理、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理论总结与实践探索”等议题展开研讨。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董卫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黄仁伟分别做了主旨演讲,来自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福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中联部等机构的代表参与了研讨会并作发言。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了全球治理发展的新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的意义、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以及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实践等议题,为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推进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全球治理改革建言献策。

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在会上发言

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在会议上作了题为《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发言。他指出多边主义是国际社会在治理问题上的最大共识。以强制强、以武制武的方式来维持国际社会稳定是不可持续的,二战后联合国成立以来,逐渐形成了多边规则治理并且使全球达成了一种多边主义共识。这种共识逐渐发展成一种在跨国领域进行治理的基本方式,即多边主义规则。中国对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治理体系是给予高度重视的。

反多边主义是反全球化的重要标识。反全球化是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突出表现,其存在三大问题,一是权力分布失衡,主要表现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全球的实力消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全球治理没有真正反映全球的实力消长。二是经济发展失衡,国际经济发展乏力,世界经济整体上处于一种长期的结构纠结状态。三是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所涉及的范畴,尤其是在跨国问题上,没有很大效应。这三个方面直接导致了逆全球化的爆发性发展。

多边主义仍将是最适切的全球治理模式。全球化是历史发展潮流,不会发生逆转,全球治理必须克服上述三大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有效的、民主的、协商的多边规则体系,即新多边主义。多边规则治理体制是迄今最合理、最合法的治理方式,它仍会继续向前发展。为促进多边治理体制朝更加民主、更加协商、更加合法的方向发展,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维护,另一方面是改革、改良、补充和加强。

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董卫华

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董卫华在会议上以《新型全球化与新型全球治理》为题进行了讲话。她指出, 2017年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转折点,但仍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包括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泛滥的民粹主义,孤立主义还有保守主义,逆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发展。逆全球化本身是全球化发展的一部分。它一直存在,只不过现在进入了发展的特定阶段,即全球化缺乏强有力的推手以及全球化的双刃剑效益,导致逆全球化如此显著。

她指出,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全球化很大程度上一直被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国家在全球推广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二是资本驱动的全球化,重消费而轻分配,导致全球范围内不平等加剧。三是过于迷信市场,导致政府缺位。上述原因使得全球经济治理的格局仍呈现为西强东弱、北强南弱。国际规则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西方国家的手中。

然而,全球治理也出现一些积极态势,比如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实力上升等。面对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困境,中国正在积极地推动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全球治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可以成为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全球治理的引导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黄仁伟就中国的全球治理观进行了发言。他指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已发生根本变化,从全球治理的外围走向中心。这一变化可以说是全球治理体系的最大变化,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治理向非西方和西方共同治理转变。

对于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他认为,第一,全球治理和人类共同命运是一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治理互为表里。第二,用马克思主义来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关系,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全球的矛盾体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第三,全球治理是一个由西方治理或者说美国治理向全球治理转化的渐进过程。第四,全球治理需要有重点、分领域地推进。第五,全球治理要和我们的其他战略结合,其中包括“一带一路”战略等。第六,全球治理要与中国的国家治理相结合。第七,全球治理是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必经之路。第八,全球治理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新机遇。我国可以通过全球治理来跨越新兴体制建设,使我国在崛起过程中自然成为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颠覆国际体系。

编辑:毛舒悦、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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