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调整，无疑具有正向作用，然而如果对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基本原因缺乏正确认知，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可能也将是作用有限的。
本文原载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政策研究报告》2015年第2期，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
【摘 要】中国经济正面临空前的放缓压力。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继续下滑，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实施了三年以来的第一次全面降准。货币政策的调整，无疑具有正向作用，然而如果对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基本原因缺乏正确认知，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可能也将是作用有限的。本报告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来谈对中国经济增速问题以及发展治理两手必须同时抓的短期对策和长期治理方面的思考和建议：
第一，造成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基本原因除了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外，目标管理缺失、弱化所导致的不作为，包括政策不作为和做事不作为，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二，过去的GDP中心主义的政绩考核方式有其问题，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不要GDP目标，在这方面不要作为了，而是应形成更多维的考核。
第三，抛开深化改革治理等制度建设带来的红利不论，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基本面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不会大幅下滑，5到8年内有望继续保持在7%以上。
第四，中国经济发展还需借重GDP目标的牵引和参照作用，但应秉持“区间管理，中线把握”原则，缩窄负产出缺口，将未来3到5年经济增长保持在7.2%-7.5%之间。
第五，中国经济经济增速问题的背后是发展方式转变和制度体制转型的难题，需要正确理解和兼顾发展的逻辑与治理的逻辑，及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辩证关系。
【关键词】经济增速、合理区间、发展、治理
本报告在写作过程中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多位海外大学任教的资深老会长孙涤、文贯中、尹尊声、张欣教授及也是学会老会员的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秘书长乔依德等专家进行了大量讨论，文中吸取了他们的许多真知灼见，我们对短期对策和长期治理制度建设并重的标本兼顾，特别是发展治理应两手抓的意见高度一致。因篇幅所限，文章许多建议和结论的详细论证见笔者与陈旭东的新著《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延续了前两年的增长下滑态势，且跌幅又有所拉大，创下1990年以来的新低，也是自2010年以来连续18个季度的增长减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没有过的。从月度指数上看更不容乐观，上年四季度GDP增速为7.3%。并且，全国20多个省份的增速未达预期，其中落差最大的竟达4%，使得本来完全可实现的7.5%预期增长目标没有达到。更严重的是，经济走势还在下滑，通缩预期大幅上升。今年1月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9.7，仍处于枯荣线以下，这预示一季度经济将要差于去年四季度，PPI连续34个月为负，加上资本外流和最近制造业倒闭潮加剧，GDP趋势增长率应已下行至7.1%附近，逼近7%政策底线。如继续下降，将会导致包括就业困难、收入下降、资金外流、金融安全（大量坏账）、预期恶化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稳定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颓势，拉大了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差距？这种持续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下滑真的是新常态下的态势，是潜在增长率放缓造成的吗？这里所谓潜在增长率指的是资源基本达到有效配置这一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即生产因素充分发挥作用，现代市场制度建设基本到位）。现有一些量化实证分析认为，至202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仍会在8%以上，从而认为目前盛行的潜在增长率明显放缓是新常态未免夸大其词。这个数字也许有些高估，但其论证方法是量化的、严肃的。
为此，本文想探讨的是当前中国实际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周期性的，结构性的，还是其他？如何缩小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负产出缺口（包括其合理区间的界定）？下一步深化改革、改善治理、促进发展究竟往何处去？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发生方向上、认识上的误区，会造成大的政策或改革失误，包括人为地造成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这必将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稳定和改革大局。中国仍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以为结构性改革和驱动方式的改变提供空间。为此，本文秉承着标本兼治的原则，不仅仅只是对当前经济下滑给出短期对策的建议，更重要的是对长期治理的根本性制度建设给出我们的看法。
笔者认为，在兼顾长期治理和转型发展的前提下，发展仍然是硬道理，这个战略方针在任何情况都不能丢，必须长期坚持，发展治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互动互补的良性递进态势。通过短期对策和长期治理制度建设并重的标本兼顾的应对，同时处理好发展和治理的互动互补的内在逻辑，在未来3到5年中国经济完全既可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速（7.2%-7.5%），又可进行发展方式转变和长期治理制度方面的改革，为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条件，最终实现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