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对上海的樊芸、张维华、黄迪南等三位代表进行访谈，畅聊上海如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访谈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 樊芸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资深经理张维华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黄迪南
企业在创新中竞争
记者:说到技术创新，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高校、科研机构，如何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张维华:我国国际科学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2位，每年取得的科研成果数以万计，但科技转化率不足20％，产生经济效益的不足30％，能形成产业的更少。
这样的局面有其现实原因。科研机构对市场了解不够全面、分析不准确，在立项时容易“闭门造车”，致使研发的成果在市场上“不吃香”；而企业往往关注投入产出比，过于急功近利，一些企业内部的科研人员往往为解决问题而做研究，一些比较好的项目错失进一步开发转化的最佳时机。
企业直接面对市场，面对需求，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应该定位在企业。目前企业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不够突出，导致目前产研对接脱节、科技成果的供给滞后于市场需求。
黄迪南:创新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基础、公共、共性技术创新，这一方面的确需要在政府的支持下由高校、科研机构来着力。但从应用技术角度，企业对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是最清楚的。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的技术能力、水平本身就是重要的竞争指标。所以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是非常正常的，也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记者:企业的“逐利”本性会否在创新中因急功近利而无法真正取得效果？
黄迪南:对于企业来说，创新要着力于两个层面:一个是技术本身的升级，产品提升技术含量、技术能级，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另一个是提升技术能力，这样的能力包括企业的技术体制架构，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机制，一支多层次的人才队伍等。
后一种创新技术能力更为重要，只有具备这样的能力，企业才具有长久的竞争力。
记者:激发企业内部活力，需要做哪些事情？
张维华: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机制，首先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要建立以鼓励创新为导向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内部实行多种分配形式，并明确把科技成果转化的数量与质量作为评价依据。
樊芸:法律要加强对创新的支持。比如一些试点改革区域开始尝试的国有企业高管、研发人员股权激励机制，办法是由政府部门出台的。如果能对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立法保护，确保创新的改革探索，避免几年后又来追究责任。
创新服务体系需要市场化
记者:企业在创新活动的早、中期具有“高风险、轻资产”的特点，谁来发挥科技创新支撑作用？
樊芸:从持续不断的资金流支持，到供创业创新者“发呆”、头脑风暴的咖啡馆，为创新提供的服务应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实现。
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帮助中小企业发展不能光靠几家国有银行，应该大力发展商业银行以外的金融服务业和金融衍生服务业，形成丰富、完善、多层级的覆盖经济社会的金融市场服务体系。我们正处于一个大数据时代，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可以着力“草根金融”，通过在互联网上搭建众酬融资平台，让老百姓都能了解、也能量力而行地投资创新，同时享受到创新带来的回报。
黄迪南:企业所获得支持的方式应该市场化，即使需要政府部门出面协调，也要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运作。
对于一些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型企业，可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创新研发体系。目前一些企业已经尝试建立两级研发机构，总部级研发机构专门做行业领域内共性技术平台，具体产品创新则延伸至各个部门，双方互相支撑，资源集聚。
记者:目前创新服务市场化程度如何？
樊芸:去年11月，有家小企业希望向银行贷款300万元，两年还清，但银行只肯签一年，最近又要求今年4月初必须先把贷款还给银行再贷出来，以降低风险。
这样的做法对中小企业来说等于“釜底抽薪”:企业的资金已经投入生产，投资期需要2年—3年才有回报，企业中途为还钱，不得不四处借钱甚至找高利贷，无形中大大增加企业成本。
这一案例反映出我们的改革虽然有了很大突破，释放了很多投资领域和空间，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麻烦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
造成这样的局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观念陈旧，不少商业银行还是受到传统“精英理念”的影响，从自身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来面对问题。
另一方面是政府政策“一刀切”的问题。例如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站在市场第一线，非常敏感，最能了解市场需求。但政府部门禁止小额贷款公司向商业银行融资的规定，让他们也无法提供服务。
在鼓励企业创新的过程中，政府应该要改革过去一些滞后的管理办法。应该要分清“劣币良币”，按照市场规则，让企业自行决策，自担风险。
此外，在这个契约社会，政府和企业都是市场经济的法人主体，都应有契约精神和合同意识。
政府搭台企业竞技
记者:如果通过市场化服务企业创新，政府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樊芸:一个诚信的、负责任的政府，就是创新最好的保障。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而政府则应提供平台和科技创新要素市场。
要激励创新，政府不能做“运动员”，而是把竞技舞台搭起来，自己退居幕后当“裁判”，做好规划者，提供公共服务，引导行业自己制定规则。政府退居幕后，恰恰是要变无为而有为。
黄迪南:企业是“见钱眼开”，市场有需要企业就会去尝试。但离市场比较远的基础研究和平台，还是需要政府来建设。
现在的工业4.0也好，智能化也罢，都是建立在互联网、物联网之上，这些都需要政府来推进建设。有了基础平台，企业才能更好挥洒创新能力。国家财政资金应该用于基础研究领域，管少管精，而不是“胡椒面随便撒”。
张维华:德国的经济发展70％借力于中小企业，而这些中小企业大部分不具备独立的研发能力。我们可以借鉴德国政府的做法，设立中小企业研发基金，对中小企业研发项目、设备以及人员进行资助，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等，同时加强大学等科研机构与工业界的交流。
记者:创业板曾让不少创新型企业看到希望，但净利不足1000万元的企业想上创业板很难。政府是否需要多搭这样的平台？
樊芸:上海在这方面其实已经做得很好。除了主板、创业板，还有各类交易所、专业服务事务所等，都为上海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例如张江的新三板，除了交易平台，还有一个门槛更低的“走秀”平台，让企业登台亮相。通过这样的“走秀”平台，也有企业获得了千万级的资金支持。
政府不能用甜言蜜语“忽悠”人，但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好的政策，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就应该大声吆喝，让企业能云集于此同台竞技，不断提升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