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如何破解五重原因下的实体经济困境---陆家嘴金融网

田国强:如何破解五重原因下的实体经济困境

   陆家嘴金融网综合   2017-09-28 12:36:01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实体经济面临发展困境和挑战,经济增长率持续过快下滑,这真的是“新常态”下的必然吗?如何扭转经济下行,实现良性发展?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实体经济面临发展困境和挑战,经济增长率持续过快下滑,这真的是“新常态”下的必然吗?如何扭转经济下行,实现良性发展?

9月24日,在由上海财经大学主办、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和光明乳业特别支持的“上海财经大学百年校庆•财经季系列公益讲座”第二讲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特聘教授田国强给出了答案,他发表了题为《良性发展的制度逻辑——对中国实体经济的观察与思考》的主题演讲。

讲座现场

田国强教授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首批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美国得州A&M大学经济系Alfred F. Chalk 讲席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理论、激励机制设计、博弈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数理经济学、经济转型、中国经济等,并且在国际知名的学术期刊,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其著作《中国改革过去和未来》获得第16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特聘教授田国强

总的来说,田国强教授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良性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必须扭转实体经济下行趋势,需要解决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要勃发创新力。前者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后者不断提升或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滑。

一般而言,一个经济体在一定的时期内增长放缓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周期性的,二是结构性的,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发明和创新导致的结构性变化。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除了这两个原因以外,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更面临着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的问题。如何通过制度变革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是突破瓶颈的关键。

接下来,田国强引出了报告研究的三个问题:一是系统探究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二是弄清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之下,良性发展的制度内在逻辑是什么;三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改革切入点在哪里。

一、五重原因下的实体经济困境

两年前,田国强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上发表文章,曾分析五重原因的叠加导致了这一轮经济持续的下滑。今年以来,不少的指标向好,但经济下滑的风险任然存在。这五个原因仍然存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还没有从根源上解决,改革共识没有增强,社会矛盾也有所增加,导致了民间信心不足及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困境。

1、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要素驱动红利导致增长中枢下移。

首先是劳力的要素,这方面到现在还不是非常严重。过去十年来有一点缓缓的下滑,2017年以后将加速下滑。随着老龄化会不断加剧,过去靠劳动力的改革现在有了很大的制约;其次是资本市场,本世纪开始,资本的收益递减已经非常明显,过去的那种方式,是一种高消耗、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式的,资本的边际递减危机已经非常明显。因此我们必须要增加全要素生产,通过创新,通过提高效率来解决问题。

2、政府主导动力枯竭、公共服务功能欠缺、内生增长匮乏。

由于中国政府更多的还是一个发展型政府,而不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在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越位和错位,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或容易失灵的地方却大量缺位,导致了生、老、病、居、教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问题。

此外,居民预防性储蓄过多,消费意愿和能力不足。中长期来看,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消费潜力的不断释放。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居民贫富差距的下降可以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刺激有效需求。

3、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经济活力下降。

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浙江、广东,仍然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在西部地区,由于政府大量的投入,使得经济增长很高,更多的是靠政府而没有形成内升增长的基础,这些国有企业往往凭借控制资源能源与优先获取金融资源的优势而占据过多要素,而民营中小微企业则面临比其他地区民营经济更为突出的融资难、生产成本高等问题,发展严重受限,这就使得当地市场没有一个良性的竞争机制,经济活力下降。

4、政府自身的目标管理缺失、不作为和慢作为现象严重。

这些年有所好转,但仍然有比较大的问题。政府与经济活动至今密切相关,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和没失灵的地方仍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商关系仍密不可分,“跑项目、拿批文”,政府的各种程序审批、项目审批、准入壁垒依然众多。维护和服务性的有能、有为、有效及有爱的有限政府的目标还远没达到。

5、对“新常态”的理解出现偏差。

不少人认为新常态经济下滑是正常的,这是错误的理解,“新常态”是指粗放式的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所支撑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因此,政府要在提高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安定有序治理方面要有新作为,使得还没有进入平衡增长轨道的中国经济保持一个中高速增长。放弃粗放式高速增长、提倡政府简政放权以及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为不应该与不作为、放任经济放缓划等号。

最后,这五重原因可进一步归纳为三个结构性失衡:经济结构失衡、体制结构失衡、治理结构失衡。这三个结构性失衡是层层递进的,经济的失衡是表面现象,体制的失衡是深层原因,治理的失衡则是根源。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特聘教授田国强

二、良性发展的制度逻辑及改革治理

实体经济陷入困境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周期性因素、外部性因素、国情因素等等,但深层次的根源是制度原因,体制机制及其深化改革和治理方面有较大问题。基本基础性制度才是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是决定性的因素。

基础制度由三方面制度组成,他们有主次之分,但是息息相关。第一是治理,而且要具有依法治国强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第二是激励制度,如市场制度,必定是包容性的经济制度;第三是社会规范,也就是文化和理念的因素。

如何能有好的市场经济,有良性的社会规范,最关键就是政府的定位,既不能全位,也不能过位。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决定型经济转变,最重要的就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解决政府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

还有就是生产力怎么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释放要通过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及从经济自由化向市场化、民营化的深层次制度改革来实现。改革不改革,差异巨大,年增长率相差近三个百分点。这一内在逻辑的理论得到了量化分析的验证。

如果城乡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均迅速实现,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自2016年起,仍能在未来的7-8年内保持7%以上的平均增速。

学经济学的都知道,创新非常重要。创新的社会靠企业家,靠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不是外生变量,不是天然具有的,它依赖于原制度,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作为前提条件。企业不是天生偏爱创新,企业是逐利的,它取决于基本的市场制度,并且是竞争的市场制度。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不可分割的主体,它们是辩证统一的。竞争导致企业利润下降,竞争越激烈,企业利润下降越快,企业就不得不创新,而创新带来垄断利润,垄断利润就会吸引更多企业参与竞争,从而形成竞争→创新→垄断→竞争这样的反复循环过程。通过这种动态博弈,市场保持活力,导致社会福利增加和经济发展。

因此,基本和基础性的元制度才是最为关键的,也就是合理的建立现代市场制度。

制度既是设计的也是演进的,是逐步演进而设计的,这不像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所想象的它们是完全对立的。制度的设定非常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要解决好治理和发展的逻辑,就需要充分考虑信息不对称和个体自利性两个因素,它们是制度设计的基本逻辑出发点。不同的制度安排将导致人们不同的激励反应,不同的权衡取舍结果,进而导致不同的结果。

要有好的市场经济,好的社会规范,政府的定位至关重要。有限政府指的是市场能做的,让市场做,市场不能做的,政府才需要去发挥作用,其基本含义就是,只要市场失灵,政府就应该有为。简言之,有限政府就是起到维护和服务的作用。然而,为了避免误读、误解,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体制,作为有限政府,其具体作用和内涵会有很大的不同。

对理想极限的状态,有限政府的边界更小。而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经济体,市场还不是有效的市场,会有两方面的失灵:一是标准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所界定的市场本身失灵,二是由于政府过位、错位和缺位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因此,现在的政府应该要发挥更大、更多更有执行力的作用。

尽管环境不同,发展不同,有限政府作用的内涵也不同,但是一个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是好的市场经济、好的社会规范的必要条件。政府执行力可以由两种方式体现:一种是激励相容的制度来体现,另外一种是“大棒”强制性的政府有执行力的制度,如依法治国,规章制度及政策得到严格执行。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除了提供大量激励机制的松绑放权的经济改革,另外的原因就是政府具有强有力的执行力。

具有激励相容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权威能力的政府制度的这两个执行力是一个国家成功的必要条件,所以,让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其政府的定位是有能有为的有限政府。除此以外,政府当然还要有爱,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真正关键在于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改革,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要回归到基本的经济学原理、逻辑和常识。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特聘教授田国强

三、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改革切入点

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千头万绪,田国强指出关键是对三个领域放开搞活:民营经济、金融市场和土地要素。要让民营经济活起来,在这方面民企有很大的优势和创新动力;要让金融市场活起来,金融只有为实体经济服务才能“底气十足”;要让土地要素活起来,要素市场扭曲等问题亟待引起重视并加以有效解决。具体而言,要做到三点:

1、对待民营经济同等化

民营经济在就业岗位、产值贡献、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应进一步提高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和竞争度,尤其要消除一些不合理的行业进入壁垒、歧视性政策等,同等对待民营经济。他建议,应降低民企过多的税费和负担;政府提供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支持民企创新平台建设;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支持人才的引进。

2、金融市场放开一体化

关于金融市场放开一体化,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是一个政府监管过度、干预过多的市场,准入壁垒森严的国有垄断市场,由此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管道没有打通,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内放开、对外开放的力度。

3、土地要素流转市场化

城镇化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要转换到市场导向的、开放型的城镇化道路上来,首先还是必须提供这种城镇化的必要条件——由真正的土地市场来配置土地。土地要素流转的市场化改革还需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套跟进。房子的增值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城镇化公共设施的改善和提供,可采用国际通常方法,将集中在房地产开发和销售环节的税费,整合成或增加房产物业税。这既利于提高效率,也更能彰显公平。

现场嘉宾认真聆听了讲座


现场观众热情提问


本次讲座由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战略投资部总监李志琴主持。


文字整理:许缤心

审核:李志琴

摄影:李雪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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