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上海实体经济产业管理创新---陆家嘴金融网

聚焦上海实体经济产业管理创新

      2017-04-13 17:42:02
  

2017年4月12日,借自贸区平台推进产业管理和改革创新,释放制度红利,推动实体经济加快发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举办“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上有新作为——上海实体经济产业管理创新”研讨会。


研讨会现场

2017年4月12日,借自贸区平台推进产业管理和改革创新,释放制度红利,推动实体经济加快发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举办“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上有新作为——上海实体经济产业管理创新”研讨会。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黄瓯,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董事长叶国标,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浦东新区政协副主席、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主任唐石青,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外高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经济学部副主任唐珏岚出席了本次研讨会。研讨会由《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主持。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黄瓯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黄瓯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上海实体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实体经济要巩固基础、提升能级,推进区域经济统筹,打造先进制造业重要承载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上海良好的产业基础、配套能力和创新活力,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弹性空间和增长潜能。同时我们也看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制造业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国内经济仍处在L型底部,“三去一降一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黄瓯介绍,去年以来,上海在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互联网+”、 “中国制造2025”等方面,出台了相关文件,在审批制度改革、企业技术改造、智能制造应用等方面创新机制,同时推出了首台套、首版次、首批次应用扶持政策。上海要在“十三五”末力争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25%左右,不仅要在产业创新、项目储备、工业投资上加大力度,也要在土地综合利用、要素资源保障上提高效益,更要在体制机制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跨部门协同服务上实现突破。

经过三年多探索实践,上海自贸试验区在负面清单等市场准入机制方面积累了经验,在关检便利、保税管理等行政监管改革上也开创了新模式。随着上海自贸区建设进入3.0时代,将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创新促进机制等方面,率先挖掘改革突破。他希望借助自贸试验区,在推动制造业扩大开放、离岸创业合作、产业数据对接、优化企业服务机制、创新要素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持续探索。同时,要加强自贸区内外联动,加大对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类企业的招商引资力度,建立自贸区与全市产业园区联动机制,优化产业布局定位和集聚导向,加快培育经济增长。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董事长叶国标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董事长叶国标在致辞中讲到,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衡量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是先进制造业,是高科技产业,包括生物制药、芯片、新能源、现代农业等产业。我国经济一度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己引起决策层和业界的广泛关注,国家开始纠偏,政界、金融界和产业界对实体经济开始投入更多的关注和资源。

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设立,它是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是先行先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上海自贸区承载重要的国家战略,经过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初步形成了一些成功经验和显著成果,开始在全国复制和推广。2015年,广东、福建、天津作为第二批自贸区挂牌,形成“1+3”的自贸区格局。如今,随着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7家第三批自贸区的挂牌,形成了“1+3+7”的格局,至此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横贯东西南北、联动各大区域,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拉开了向全国纵深推进的大幕,进入了3.0时代。国务院要求上海自贸区进一步进行改革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全球意义的科创中心建设结合起来,互为支撑,良性互动。

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中心时,从来没有放松高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所以上海的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还是有家底的。习总书记提出上海要建设有全球意义的科创中心,中央把这个命题交给上海,是因为上海是有比较优势的。

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战略定力,企业不能什么来钱就干什么。华为是一个伟大的企业,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用任正非的话来说,就是几十年坚持不懈,咬定青山不放松,“一直朝一个垛口猛攻”,所以在通信解放方案、手机等移动终端等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譬如,华为在上海建有上万人的研发基地,大量资金投入研发。再如上海振华港机,不断创新,产品不断升级,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80%左右,这就非常了不起。实体经济要有竞争力必须要转型升级,必须不断创新,原地踏步、抱残守缺必然没有出路。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以《关于自贸区加强实体经济体制创新的建议》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演讲中,他围绕《关于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实施生物制药行业监管体制综合配套模块化改革的建议》这一课题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与看法。课题组还包括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彭靖以及上海中兴国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放有限公司、华领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王新奎表示,我国生物制药行业政府监管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部门,第一个是海关与检验,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申请、人类临床研究、新药生产与上市审批、上市后市场准入审批这五个阶段全都和海关与检验有关;第二个是食药监局,从临床研究申请到新药生产与上市审批都会涉及;第三个是医保、卫计和物价,他们在上市之后的市场准入审批阶段有决定权。

他认为,这三个部门存在四个问题:一是海关和检疫的监管制度和能力无法适应新药研发企业对研发用特殊物质进出口的要求;二是食药监局碰到的问题,一方面,新药进入临床研究注册审批排队时间过长,使企业丧失进入未开发市场的重大机遇,另一方面,新药生产和上市许可需满足一药一厂的要求,造成大量重复建设和严重产能过剩,目前新药厂生产开工率不足30%;三是医保、审价、卫计,新药市场准入审批分散、多头、繁琐,企业达到市场销售峰值的时间无法预测。

针对这些问题,他分别提出了建议。第一,海关、检疫制定生物制药企业科研用物质及设备的特殊监管目录,试行电子围网监管。第二,把正规的药企、高科技药企和黄牛、网红分开来,开一条绿色通道,实施对生物制药行业的新药临床试验注册审批设立特殊绿色通道制度;此外,我国审药专家仅180名,远低于美国的5000多名,人力差距悬殊,因此建议在张江建立国家药品评审中心上海分中心。第三,鼓励上海市政府在上海行政区划范围内进行自主改革,针对上海自贸实验区张江片区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基地范围内的生物制药企业,分阶段降低该类企业研发生产的生物新药在上海的市场准入障碍,缩短该类药品在上海市场销售到达峰值的时间。

此外,王新奎还提出了三条评估标准:第一,看上海张江创新药临床研究时间能否从12年缩短到8年;第二,看药品销售达到峰值时间,即这个药从张江研发出来所有程序走完并在市场上达到销售峰值的时间能否从10年降低到5年;第三,看国内外生物医药的研发企业在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基地是否形成集聚。好的政策环境可以吸引全球的生物制药企业、研发企业都集中到张江。目前,这一类的企业都集中在波士顿,其国际中心的地位已经很难取代,但上海依然很有优势。

他总结道,调研观察的视野要集中到行业、下沉到企业,政策建议方案要系统集成、可操作、可评估,要集中优势打歼灭战,更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

浦东新区政协副主席、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主任唐石青

浦东新区政协副主席、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主任唐石青在题为《上海自贸区优化外资制造业企业投资服务体系的工作思路和设想》的主题演讲中谈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在很多政府的改革是在原来部门框架下进行的,这往往是行不通的。一个部门可以解决的事情往往比跨部门才能解决的事情容易得多,面对具体的生物医药问题是这样,面对自贸区这样宏大的课题更是这样,有的部门肩负的改革使命就是要改变政府碎片化的资源。

唐石青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制造业的现状。他提到,现在上海的服务业已经占到了70%左右,但制造业是一个城市的基础,没有了制造业的话服务业服务谁?从去年年底开始,中央下发的文件就在强调经济不能继续“脱实向虚”,地方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实体经济对一个地方经济的支撑,或者说实体经济、制造业在一个区域当中的地位。

唐石青谈到最后一方面的问题是自贸区优化外资制造业企业投资服务体系的工作思路和设想。他认为,在现在的开放环境下,应该更多的去关注我们实体经济当中的一些弱势群体——小微企业。浦东的经济工作特征总结为三句话:国资强、外资大、民营经济没地方。浦东从经济贡献度来说,从税收和GDP来说也是如此。他还提到,快速提升一个地方的经济,招商引资一定是一个好的模式,但当全世界的招商引资都一样的时候,政府应该从另外一个抓手去关注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那就是如何培育对本土文化与本土产业环境认同的本土企业。资本是逐利的,企业也是逐利的,但对一个区域的文化、一个区域的产业环境有高度认同感的企业是很难被招商招走的。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外高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伟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外高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伟从三个方面对自贸区内外实体经济联动发展做了具体阐述。

一是功能创新助推保税区实体经济发展。外高桥保税区建立于1990年,是全国第一家保税区,目前是全国经济体量最大的保税区,占全国保税区总经济体量的56%,也是投资企业最多的保税区。通过20年的发展,形成了包括有英特尔、联想、IBM等企业组成的微电子产业集群,以及由德尔福等企业组成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在招商过程当中,开发公司始终以客户为导向来进行功能创新,来增强区域对企业的粘合度。多年来,开发公司和管委会、海关、商检职能部门每个阶段都在研究企业的需求,而保税区企业最大的需求就是保税区进出口贸易便利性。

目前外高桥保税区已经形成了四类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创新生态群落:第一是以美光半导体、马瑞利为代表的制造提升型企业,第二是以卡尔蔡司为代表的贸易拉动型企业,第三是以德尔福为代表的服务带动型企业,第四是包括药明康德在内的离岸研发、生物制剂、新兴制药的医药研发类企业。

二是以全产业链服务、培育复合型总部。随着上海的商务成本不断增加,保税区也经历过产业梯度的阵痛。在阵痛过程当中,外高桥始终抓住实体经济产业链环节,加速推进传统制造业开拓市场,综合产业环境不断优化,通过上下游功能叠加、业务拓展,引导培育加工企业向复合型总部转型。

三是发挥自贸区优势,促进区内外联动。第一个是产业资本联动,目前招商引资的手段在向以资本为纽带产融结合的招商新模式靠拢。李伟表示,他们将在前端精准招商,通过初期甄选、中期精准培育、后期产业化落地来实现,同时他们将通过开发公司以及政府相对应的产业基金来撬动社会资本。第二个是产业空间联动。自贸区要发挥政策溢出和产业外溢的效应来革新产业集聚方式,推动自贸区转型升级。第三个是平台服务联动,使用平台的聚集效应来打造产业集群。第四个是区内外业务联动,他们希望通过外高桥保税区这个支点,来承担一些关税的信用质押和担保,让它可以在区外进行展示和孵化。第五个是专业人才联动,李伟希望和更多海外机构和团体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把海外优秀人才引进到国内来,从而建立面向海外吸引创业孵化人才的双向流动平台。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经济学部副主任唐珏岚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经济学部副主任唐珏岚在主旨演讲《国内外自贸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经验借鉴》中提到,从逻辑上说,自贸区建设既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促进虚拟经济的发展。自贸区当中既涵盖了实体经济的内容也包括虚拟经济的因素;从学理上来讲,自贸区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其根本目的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从实现路径角度来看,自贸区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分别为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升级、提升创新水平、增加就业机会;从国际经验来看,自贸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各自的特点。自贸区主要是为实现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方面做出相应的努力。

唐珏岚表示,现在上海要求建设自由贸易港区,可以借鉴迪拜、新加坡、香港这些全球有名的自由贸易港区的经验。迪拜的经验主要是打造商务、贸易与交通枢纽促进产业发展。迪拜不仅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同时为形成海陆空全方位的优势,迪拜政府尽力打造了4小时经济圈和8小时经济圈的航空航线。地理上的优势,再加上海港、物流走廊以及空港的连接,再加上优惠和简便通关政策,自然就将迪拜打造成为了一个成本低廉、作业简化、富有效率的经济环境。

香港和新加坡的最大特点是力促贸易便利化。香港是全球公认最自由的贸易区之一,不仅税率低,税制简单,资金流通顺畅,营运效率高,市场营销网络覆盖全球,也是亚洲地区的物流中心。同时,香港具备健全的法治,严密监管机制,可以保障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所谓的“三去一降一补”,上海重点讲降成本,而实际上硬成本是很难降的,更多是要放在软成本的降低上。

新加坡于1989年在全球推出了贸易管理电子平台贸易网,上海单一窗口很多做法也是借鉴新加坡的做法。负责港口管理的港口网也是新加坡成立世界第一物流中心的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可以简化、整合货物转运和跟踪的复杂过程,有效提高港口管理的效率。

最后是美国的经验,首先是内外贸并重的发展模式,美国的对外贸易区的活动更倾向于国内运作而不是对外运作;其次是以加工制造和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制造业和以物流为主的生产型服务业是美国对外贸易区的两大支柱产业;三是目的区和企业子区共融发展;四是空间管理上采用“地点可选择框架”,在激励更多对外贸易区出现的同时,积极鼓励现有的对外贸易区实现充足。

(从左至右)唐珏岚、王新奎、黄瓯、李伟、杨燕青参与圆桌对话环节

圆桌对话环节,黄瓯、王新奎、李伟、唐珏岚围绕上海力争在 “十三五”末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25%左右这一目标进行了圆桌对话。

黄瓯表示,服务业中一般劳动力成本占的比较高,劳动力成本与服务业价格一同增长,但制造业的价格面临下降的压力。这样的压力倒逼制造业的转型发展,低端的产业会使价格与竞争力下降,高端的产业需要通过创新解决,因此政府要支持创新,使其转化为生产力,让让上海的产业不断走向高端,这才有机会达到制造业占比25%的目标。关于从政府的层面应该如何协调创新和GDP,他表示,应该允许一部分的创新成果无法转化为产业。相比于来源于高校的课题,有些课题本就是来源于市场、企业的,是按照企业的要求来进行开发的,创新转化率会比较高。

王新奎表示,没有二产就没有三产。从“321”到后来的浦东开发开放,上海的三产占比一直上不去,那是因为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现在反过来了,三产要上去挡也挡不住。产业的自然发展规律,包括自然的发展定位其实是市场决定的。他还提到,别的城市拿到一个自贸区,其整个规划和上海是一模一样的,中国没有区域分工,但上海同时还是一个特大城市,就要做一个特大城市应该做的事情。他认为,上海这个城市最大的优势就是开放,只要坚持对外开放就能兴旺发达,哪一天封闭了就会衰落,这是由城市地位决定的。

唐珏岚表示,制造业和服务业两者已经很难分开了,产业融合本就是一个大趋势,不必太拘泥于25%的目标。他说,上世纪主要的特点就是异地生产全国分销,但现在本地生产、本地销售,或者说生产地贴近市场也逐渐成为趋势,随着供应链方面的完善,布局方面会发生改变。

李伟提到,从开发公司角度来说,他也赞同不要太讲究25%这个数字,而是看其实质性的内涵,仅仅看数字的话可能会保留一些低端制造业。这几年,外高桥保税区内的低端、前端制造也在流出,留下来的质量一定是在提升的。他表示,从制造业来说,开发公司对政策是最了解的,其实有一些制造业确实不适合在上海,一方面土地指标越来越紧,另一方面环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想要发展就要统筹整个长三角地区。

本次研讨会由《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主持


编辑:顾舒徐、赵明明、朱子微

摄影/图片:肖允

责任编辑:刘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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